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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明決定了「膚淺」該怎麼說!(王墨林)

換從另外一個角度問同樣這個問題,「嚴肅」在劇場裡到底意味的是什麼?說教嗎?陳義過高?還是太講政治正確呢?我的觀察是劇中人不說讓人發噱的對白,就可以被他們指稱:「有那麼嚴肅嗎?」因此「笑」變成了一個戲的賣點,我就在最近看的王嘉明《膚色時光》這齣戲裡,親身體驗到「林奕華効應」,全場觀衆可以為「今天不想看,反正每天都一樣」這句台詞笑到不行,或劇中店小二做出騎馬步行走的樣子,大笑!有客人說沒看到,店小二重做一次,可以讓觀衆樂得好像在看電視裡胡瓜的猩猩走路一樣咯咯地笑個不停,在台灣搞劇場幹嘛還要去唸「北藝大」呢?在一些電視節目向藝人學師,混個一年半載,保証就能搞得出又不嚴肅又普羅大眾的橋段。你可以擺出一付桀傲不訓狀說:「我就是喜歡膚淺!」我只能說:「我就是喜歡下賤!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活得太馴服了,玩玩膚淺就自以為有叛逆精神,妹妹愈賤,讓我才愈hight!」這種争辯因命題太「膚淺」,完全沒有邏輯性可言,只會讓人陷進情緒上「口舌之快」的泥沼。 《膚色時光》是由被捧為台灣文化代表之一的誠品書店所製作,所謂「文化代表」就是在「現代性」的語境之下建構「在地世界」(local global)的想像。在《膚色時光》的節目手冊中,由「誠品書店」具名的「演出的話」一文,其中就提到:「本次作品名稱中的『膚色』,是膚般的透明、膚般的淺薄,還是膚般的保護層/色?」以「膚色」一詞置換為「愛情」,就可以理解網交的一代的愛情觀,基本上是透明、淺薄及保護色,這也是導演王嘉明為本劇設定的主題。他在「愛情,真的很麻煩!」一文中提出了:「是誰決定了膚淺?」、「當我們指責別人膚淺時,自己是什麼嘴臉,是深刻(或成熟)的嘴臉嗎?」等問題,從中又指涉出權力關係學的問題。上下文連接起來,似乎讀出了膚淺/愛情在台灣,我們並沒有因位處「現代性」的况味中,而在現代劇場裡就比較能夠找到救贖的可能,反而顯露出這些年輕世代對「現代性」的力不從心,無法從膚淺的現實中,深刻地反映出人存在於當代的精神弱化問題。導演拋出這個議題,既沒有任何評價,也沒有任何延伸,卽使原本似乎想要從「膚淺」延伸出權力關係的議題,卻沒想到拋了出來就死在自己設定的框框裡。導演完全沒有能力為自己對「膚淺」的表述找到一個正當性,只讓我看到一位挖空心思、想盡點子,其實像泥鰍一樣滑不溜丟的導演,卻帶著一群小帥哥、小美女故作可愛的「膚淺」狀,這大概是另一種權力關係吧? 誠品書店製作《膚色時光》,就是為了要强化自己品牌的時尚感,一種像被透明的保鮮膜包裹的青春、被淺薄的都會文化包裝的官能欲望、被鋪上一層保護色的身體形塑,王嘉明為這個戲包裝打造的風格,也盡量吻合這種後現代只有拚貼,卻不講意義的敍事風格。說他的戲是後現代,不是為了吃「鍾後現」的豆腐,真是處處可見廉價的美感及詩意,卽使劇中一位做出白痴狀的女生說:「我最喜歡做膚淺的事」,也顯露不出這種真情告白的純真美意,因為她在之後緊跟著說:像逛購物網站、喜歡大男人的男人、、、她的潛台詞是:大男人的男人跟她做愛時,她會做出假高潮的叫床聲;像這種動輒做出白痴狀的女生充斥全劇,有一個女生要買鞋子,男生嫌己經買了太多鞋子,導演竟然可以讓她說:「我就是喜歡買鞋子」,你聽了會不會昏倒?這是在玩男尊女卑的「戲仿」嗎?但繼而又談到欠卡債、購物慾望,或者說﹕「為何有那麼多人了還是感覺寂寞?」時,你大概就惦出誠品書店製作這齣戲的心思何在?大家都不要長大,永遠活在「彼得潘」的童話世界裡,這種永遠長不大讓我們相信:膚淺是屬於青春的。王嘉明雖離開青春太遠,但他仍然對青春如此献媚。 2009.4月王嘉明做完了《膚色時光》,2009.5月立卽又做了《05161973辛波絲卡》,本來是一件讓人期待的事,但是檔期卡得那麼緊,尤其先看了《膚色時光》之後,期待變成了懷疑。直到看了《05161973辛波絲卡》,才深深感覺到青春是可以不必担負生命成長的責任。劇中卽使用了莎劇或契柯夫的經典片斷,導演刻意安排了一場「轉大人」的儀式,卻轉不過去,依然像社團學生的戲作一樣令人坐立難安,問題不在於經不經典,而在於誠不誠意。因為青春,對身體/動作任何的可能性都想要躍躍欲試,也因為青春,對身體就缺少了誠懇的認識。王嘉明說:「我極厭惡裝作一幅很清楚、很確定的樣子,很正經地說出這齣戲的意義」;王導,你這種說法很賴皮噢!進可攻、退可守,也是深具謀略的話語噢!在《05161973辛波絲卡》這一本製作精美的節目手冊中,所謂「辛波絲卡」的意義卻拼命在文字的說明中被你們「再現」出來,對通過文字所作的主題陳義過高是一回事,導演的敍述能力又是另一回事。雖然將之搬演至舞台完全無關乎「辛波絲卡」是哪顆葱,而導演卻以無法設定的「卽興」話語一筆帶過,真的讓人有青春不必担負生命成長的任何責任的感慨。但是我在前後這兩齣戲裡看到的是,恰恰因為王嘉明是對青春如此地献媚,而呈現了做為一個永遠「彼得潘」的哀傷,因為他的年齡原本足夠讓他在作品裡反映一些「人事滄桑」的了。 在「王嘉明訪談錄」中,王嘉明不但沒有進一步把「極厭惡裝作一幅很清楚、很確定」的創作風格,更負責任地說出完整的脈絡,還讓我們知道他雖然不喜歡別人正經的意義言說,但自己卻受了John Zorn的啟發而對「結構有興趣」。或許他理解的「結構」這個話語,不一定是「很清楚、很確定」的置換詞,但肯定是為了要「很正經地說出這齣戲的意義」的。「正經」的話語,不一定指涉的只是偽裝,恰恰也可以是一種誠懇。然而王嘉明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他要為自己所謂的「卽興」找到支撑點,一方面卻暴露出他後現代式的才氣,動輒就讓他走到了自相矛盾的困境。正如我們在《05161973辛波絲卡》看到一排演員站到台前,脫衣、穿衣;又看到他(她)們神經質地重覆動作,呈現出一大塊身體痙攣的畫面,或許這才是王嘉明作為一名實驗戲劇們創作者,終無可掩飾他無法確定如何敍述他的世界景觀。我們早在八○年代的台灣小劇場運動的許多戲裡,就看到以這樣神經質的重覆動作,或充滿痙攣的身體所想要表敍的一個自我世界,然而那是在一個解嚴前夕的年代,而現在另有意味的,應該是一種無以名狀的資本主義消費文明焦慮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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